痴汉电车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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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台籍日本兵”

      日期:2016-08-23 17:06 来源:《統一論壇》杂志 作者: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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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台灣青年作家廖信忠先後推出《我們台灣這些年》二部曲後,又于2014年出版新作《台灣這些年所知道的祖國》(以下簡稱《祖國》),甫一出版就贏得廣大讀者好評。書中主人公林水源的經曆頗爲傳奇,先是作爲台籍日本兵參加二戰,前往南洋前線,後又于國共內戰之際加入“國軍”而與解放軍兵戎相見,被俘後順勢成爲一名解放軍士兵,再後來更是作爲一名光榮的志願軍戰士奔赴朝鮮前線,最終還是因被俘而自願返回台灣。

        無獨有偶,由香港導演吳宇森所執導的電影《太平輪》,同樣也塑造了一位在抗日戰爭中被俘的台籍日軍軍醫形象,也就是戲中金城武所扮演的嚴澤坤一角。回到當時的曆史情境可發現,以上兩例並非個案,在當時的台灣社會甚爲普遍,衆多林水源和嚴澤坤構成了二戰日軍中一個特殊群體——“台籍日本兵”(另有“台灣人日本兵”“台灣人原日本兵”“原台灣人日本兵”“台灣特別志願兵”等不同稱謂)。

        一、爲何會有“台籍日本兵”

        爲何會有“台籍日本兵”出現?對此問題的回答,可由大到小從兩個面向入手。

        其一,到了日本全面侵華4年之後的1941年,日軍由于兵源不足和戰線拉得過長所導致的疲態日漸顯現,亟需新生力量支援,而作爲其殖民地已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台灣,無疑是最佳選擇。

        憑借著優勢兵力和整體國力占據絕對上峰,日軍侵華之初曾大言不慚地叫囂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且不論戰爭實際進程與此妄言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部分日本人和前線指揮官的頭腦中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極爲荒謬的預設,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在他們看來,日軍的強大戰鬥力和陸海空協同配合戰術,就已足夠摧垮中國軍隊及其人民的抵抗意志,不可能存在所謂後繼乏力的問題,因爲他們認爲在那時,戰爭已經結束,“大東亞共榮圈”的構建也已完成,可事實卻並非如此。

        雖在戰爭之初部分通曉漢語的台灣人被征調前往中國大陸服務,擔任軍夫和翻譯等輔助性工作,但他們卻一直未赴戰場前線。某種程度上,“台籍日本兵”的出現就表明日本已無力達成先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目標,速戰速決戰略徹底失敗。除了造成本身的消耗之外,日軍也被中國軍民頑強拖住,動彈不得,特別是在面對中國共産黨領導之下的人民戰爭汪洋大海時,處處設防,反而更加被動。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日軍與以美國爲首的盟國軍隊鏖戰太平洋戰場,同時又得應付東南亞戰事,可謂左支右绌。

        其二,征調台灣人入伍同樣也是日本殖民者意欲使其統治長久穩固的策略之需,如今來看,不得不說這是一招“狠棋”。

        一方面,日本將台灣視作爲其供應生産原料的南進基地,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透過日本國內的相關企業壟斷台灣的米、糖生産,掠奪各種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在文化教育領域極力推行隔離政策,以暴力鎮壓和高壓攝服試圖將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血緣文化聯結一刀斬斷,實行同化政策,抑制中華文化發展,大力扶植日本文化在台灣生根落地,強迫台灣民衆改日本姓、祭日本神、說日本話、讀日本書,忠于日本天皇,改變原有生活習慣而逐漸日本化,此舉目的即在于“把台灣與中國隔離,而與日本結合”,使台灣人在思維潛意識中成爲“日本人”,而與祖國日漸疏離。

        但在現實面前,即便按要求做到了前述幾點,台灣人事實上在整個社會結構中依然是次等公民,並不享有與日本人的同等地位,更談不上任何“國民”待遇,如殖民統治機構中的高級職位概由日本人擔任,而本地台灣人則只能擔任下級職位。得利的只是少數上層紳商,他們借此發展爲島內首屈一指的大財團,成爲日本在台灣經濟的“代理人”。爲了籠絡人心,也爲了能使台灣人在戰爭爆發後與日本人真正一條心,1937年全面侵華後,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全島發起“皇民化運動”,務求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進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使台灣成爲日本這部戰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當兵入伍、爲“皇軍”效力則作爲“皇民化運動”最爲主要的措施被日本殖民者大力頌揚,並將其作爲日台同一的重要舉措來宣傳。

        總體來說,“台籍日本兵”主要分爲兩大部分,其一是由原住民同胞所組成的“高砂義勇隊”,“高砂”一詞是風景美麗之意,語出自日本古籍中對台灣的稱呼;其二則主要是由漢人組成。據統計,從1937年至1945年,台灣總督府共計招募軍屬126750名,1942年至1945年則招募80433名軍人,兩項相加使得“台籍日本兵”共計207183人,戰死30304人,陣亡比例高達15%。

        日本殖民者雖然將“台籍日本兵”宣揚爲台日親善、“武運長久”的體現,但除了少部分台灣青年因受“皇民化”影響甚深,甘願爲“皇軍”作戰獻身,踴躍報名之外,大多數“台籍日本兵”之所以爲日本人賣命,主要還是來自于日本殖民者的威逼利誘。

        二、走上不歸路

        1974年,一位駐守印度尼西亞摩羅泰島的“台籍日本兵”史尼育旺(又譯史尼雍,漢名李光輝,系阿美族)被當地人發現,此時距其1943年被派駐太平洋戰場已有31年之久。由于與外界失去聯系和對命令的無條件服從,史尼育旺在不知道日本已經投降的情況下獨自堅守著“崗位”,其赤身裸體之慘狀甚至被視爲叢林“野人”。1975年回到台灣後,雖與已經改嫁的妻子破鏡重圓,但由于無法適應戰後台灣的生活而于1979年郁郁而終。撇開史尼育旺這一典型不談,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中林文清的三嫂即是一位“台籍日本兵”的妻子,而她丈夫直至光複之後數年仍未回台返家,影片中具體人物的缺失倒給觀衆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間,對于一個個原本完整的家庭來說無疑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痛。

        “台籍日本兵”當初啓程時的場面雖然極爲熱烈,但戰爭畢竟無比殘酷,他們走上的其實是一條不歸路,自身命運不定之外更爲“台灣人的悲情與不幸”增添了注腳。

        由于“台籍日本兵”的征募主要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此時的日本已經在中國、東南亞和太平洋諸島這三條戰線與盟軍交戰,不僅氣勢上已不複開戰之初那般咄咄逼人,戰略態勢和戰爭儲運也朝著不利于日本的方向發展。爲防止嘩變,日軍一般將“台籍日本兵”送往東南亞戰場和太平洋島嶼,有意使其遠離中國大陸,所從事的要麽是重體力活,要麽是沖鋒陷陣在最前沿,爲日軍當炮灰,從上述“台籍日本兵”的高陣亡比例就可看出日本人的居心叵測,事實絕不是他們所宣傳的那樣“台日一家”,“台籍日本兵”僅僅只是充當戰爭的工具而已。

        日本戰敗後,台灣光複,百萬民衆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但“台籍日本兵”的悲劇宿命並未結束。除戰死者之外,一部分滯留中國大陸的“台籍日本兵”被編入“國軍”部隊,和平沒有持續多久即投入國共內戰,廖信忠筆下的林水源就是如此;另一部分從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費盡千辛萬苦回到台灣的“台籍日本兵”,則被日本和國民黨政府視作棄兒,不聞不問,日本政府對他們沒有支付任何賠償金或撫恤金。直至1977年,部分在世“台籍日本兵”才在留日同鄉會等團體協助下向日本政府提出補償。經濟窘困還不是最主要的,由于曾參加過日軍,至少名義上是“侵略者”,這也使“台籍日本兵”在戰後國民黨統治時期處于一種政治不正確境地,工作難找,受人歧視,身份尴尬,而這些因素的加總使得這群人躁動不滿,成爲“二二八事件”中“打砸搶”的主力,也成爲戰後台灣社會內部“台獨”“媚日”等言論和思想傾向的鼓吹者。

        三、戰後的動蕩紛擾

        1947年2月28日,因政府緝私人員在台北誤傷煙販,隨後發生蔓延全島的“二二八事件”。時至今日,雖已過去近70年,“二二八事件”仍是撬動台灣社會內部不同族群和黨派神經的敏感議題,不同人基于相異立場對其所做解釋可謂千差萬別,甚至某些不該有爭議的基本史實也因意識形態相左和選舉考量而被扭曲、變形。

        以國民黨爲首的藍營,一到“二二八”即如臨大敵,在任黨主席不論是否自願,也都照例要出席相關紀念活動,“九十度鞠躬”向當年的受難者道歉,馬英九主政台北以及整個台灣的前後16年(1998年至2006年擔任台北市市長,2008年至2016年是台灣地區領導人),雖然受盡了不同意見者的“窩囊氣”,但還是要在每年“二二八”重複著同樣的忏悔動作。盡管這並未換來原諒與和解。

        相比之下,“二二八”卻已然成爲另一邊以民進黨爲首的綠營的“政治提款機”,從陳水扁到蔡英文,口號換了一波又一波,調子也越來越好聽,但都改變不了他們在“二二八”紀念日前後借訴諸悲情來影射當下,從而爲自身政黨或政治人物個人謀得利益、博取眼球,好似永遠也沒有結束的一天。“二二八事件”這一曆史悲劇的發生並非如綠營人士論述中的“族群沖突”,主要還是彼時國共內戰大背景之下的“官逼民反”,而在反抗國民黨殘暴統治的過程中,確有來自本省民衆要求更大程度自治權和對政府官員施政的若幹不滿,但同樣也有來自不少其他方面的雜音混于其間,包括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幹預,大量台灣光複後留台的日籍軍人、浪人和部分“台籍日本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後者的危害極大。

        首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曾在向蒋介石的汇报中称:“‘留用日人’中,亦有想乘机扰乱者”,“前日人统制台湾时代所放逐火烧岛之浪人,光复后均能放回台。工作无着,旧性复萌。此暴动中最毒最有力之分子,即系此辈”。“台籍日本兵”甚至组成所谓“海南岛归台者同盟” “若樱敢死队”和“暗杀团”等组织,大肆袭击、捕杀外省人,制造仇恨和对立。如桃园和中坜地区的“台籍日本兵”,手拿棍棒到各家各户去敲门,大喊着“喂,大家出来,一起去打阿山仔”,曾当过日本海军兵长的林锦文就在彰化组织了“小林部队”反抗政府。

        “台籍日本兵”簡傳枝,日後在接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蔡慧玉訪問時回憶道:“二二八事件發生,很多以前去過海外的志願兵或軍屬都參加了,也有人和我聯絡,要我下山參與。我當時只大約知道是很多人要起來反抗政府,便下山到羅東區公所去了解一下情形,當時聚集在區公所的人我大半不認識,這些人大部分是去海外的軍屬。”當然,“台籍日本兵”中也有在家回避事件和維持秩序者,如家住台北的李煌說,“在二二八事件時,我都躲在家裏,沒有出去惹事”,而鄭春河則“負責募集二十多位同是到過海外當兵的北門郡第一期陸軍志願兵,一起到警察所幫忙看守約一周左右,並維持區署內的治安,每天巡邏兩次”。

        历史已经远去,但并未消逝,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曾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简言之,“台籍日本兵”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背后所折射的这段台湾人遭受奴役、压迫的血泪史也已翻过,但不得不说的是,日本殖民台湾50年的深刻影响迄今犹存,特别表现在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向度这两个方面。通过对“台籍日本兵”历史的研究,不仅希望推动祖国大陆读者理解近现代台湾社会的波云诡谲和民众内心的感受,而且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熟稔历史的基础上逐步消弭彼此之间的心防,增进双方互动和交流,加深感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绝不让国家分裂的悲剧重演”,以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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