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汉电车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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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爭後日本知識界人士的台灣論述

      日期:2016-10-23 14:21 来源:《統一論壇》 作者:董順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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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日本知識界人士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後,逐漸“淪爲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急先鋒”,日本著名啓蒙思想家福澤谕吉(1835-1901)也不例外。福澤爲推動日本近代化進程曾起到思想先驅者的巨大作用,但在其思想的中後期也曾積極鼓吹對中國、朝鮮等亞洲鄰國進行侵略的軍國主義思想,從其甲午戰爭後有關台灣的論述中也可窺見其一斑。

        一、割台前後

        中日《馬關條約》將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台灣被割讓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産物。台灣作爲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在被割讓前後,台灣人民都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反割讓鬥爭。

        實際上,早在甲午戰爭結束前的1894年12月5日,福澤在《命令台灣割讓之理由》一文中,已經提到了日本想要得到台灣。他說,在清政府投降之際,日本要提出三個要求:承認朝鮮獨立、繳納賠償金及割讓土地。在割讓土地一事中,他特別強調除了“其東北邊之地勢甚是適合掩護朝鮮”外,“甚至可以分割南方之台灣島”。台灣“不僅有分割之理由,認爲乃在我國防上不得已之必要”。福澤還進一步對台灣在日本國防上的重要性進行了說明。他說,“台灣猶如我床邊之鼾聲,欲維持永久之和平,把它收歸我有乃日本國之最大要務,在割讓它方面有反對之人嗎?我輩不敢說因日本之情況而奪取台灣,只是考慮到我邊境沖繩之安全,爲了從根本上斷絕支那(戰前日本對中國帶有貶義的稱呼,爲保持曆史語境感及福澤谕吉著作的原貌,筆者在引用原著的過程中保留了“支那”及其略語“支”在文中的使用)人之野心,即是邊界之警戒,正當防衛之一種,我輩希望世人不要忽略此軍事上之大理由”。

        馬關談判期間,台灣人民已經感到台灣地位岌岌可危。《馬關條約》簽訂當日,台灣人民群情激憤,于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反割台運動在全島迅速興起。

        對于台灣各族人民的反抗,福澤指出:“或許在該島之支那兵不易聽取政府之命令,有傳聞稱以必死之心拒絕引渡,不可避免地摻雜甚多,果真有如此之舉動,只有以兵力鎮壓”“馴服其人民之手段乃重要的”。對于台灣的處理,並不能像對待遼東半島那樣采取放任手段,“從最初就決議采取幹涉之方針,我輩相信早晚以日本化爲目的實施所有之處置乃重要的”。首先,日本政府應以日本法律在台灣實行禁煙,“或者如如此之嚴格執法之時,其人民不堪忍受自行離開,導致人口大大地減少,絲毫不用擔心。日本內地之人口大約每年增加50萬,以如此之比例可見十年間增加五百余萬。內地增加之人口向外移民在經世上乃必要的,特別是從人口最稠密之九州地方移民乃非常便利,因此即使他等希望離去亦無妨,可計劃宏大之移民填補其離去。總之,關于台灣之處理不把其人民放在眼中,以土地物産爲目的,斷然實行萬般之新政乃我輩之希望”。

        8月11日,在《台灣永遠之方針》一文中,福澤指出對于領地的處理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如英國人對印度的處理,只顧利益;另一種是如英國人對北美的處理,向北美移民。

        上述兩種處理方法與福澤在《馬關條約》簽訂前所提出的處理台灣的兩種方法已有所改變,並且明確提出將效仿英國對待北美的方式處理台灣問題,已不是其所謂的“去留任其自然”而是將采取“驅逐”“誅殺”等手段對待台灣人民,以便爲向台灣移民創造條件,早日將台灣“日本化”。他說,“雖然如此天然之富源就在眼前,但其島民等不考慮對其進行開發,依然安于貧弱至今,畢竟乃無知蒙昧蠻民之常情,不知殖産爲何物,只依靠自然之結果白白地浪費了老天之恩賜。這就乃所謂之暴殄天物,不能如此置之不理,況且已經歸入我之版圖,不允許將如此之天惠地富就如此交予頑民之手,大大地把內地之人民移民至那裏去開發其富源才乃文明之本意。若政府之方針一決定,即使不催促內地人,希望移民的亦會甚多”。對台灣“效仿他盎格魯撒克遜人打開亞美利加大陸之筆法,無知愚昧之蠻民全部驅逐至境外,殖産上之一切權力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確定把其全土皆斷然日本化之方針,步步實行可以期待永遠之大利益,乃我輩希望之地方”。

        對于向台灣移民的原因,福澤進一步進行了辯解,指出日本的國土是一定的,人口在逐漸增加,如“養金魚之方幾尺之水池限于一定數量,此限度之外一條金魚亦不能繁殖。因此,若欲增加數量,將此前之金魚移至別處喂養,或必須擴大水池”,認爲“此次台灣全島歸入新版圖,如擴大金魚池,人口自然之繁殖絕不會産生不足之患。繼續促進移民,使其全島早日日本化,乃我輩所希望的”。

        對于由于日本實行嚴厲的“處置”,可能會造成得到了土地而沒有居民的情況,福澤認爲“內地之人口年年繁殖苦于太多之時,像台灣如此之樂土歸入我版圖,住民甚少,計劃繼續移民,不出數年補充其數量乃容易的。我輩毋甯說希望島民自行逃走”。對于抵抗日本軍隊的,“不問軍民之別,一個亦不剩地進行誅殺,使其沒有一個生物,以保全掃蕩之功”。對進行反抗的清朝將領劉永福,福澤指出要進行圍剿,其部下士兵全部以軍法處置,以此警示後來。因爲台灣已歸入日本,在日本的主權範圍內,應與敵國的俘虜區別對待。對于台灣的豪族,福澤認爲其雖然表示了要做日本的順民,但若有證據證明台灣的豪族教唆並幫助叛民對抗日本,要毫不客氣地對其進行處置,防止爲將來留下禍患。

        福澤將台灣人民稱爲“蠻民”,認爲其“無知”“愚昧”,若按其文明觀所述的“文明既有先進和落後,那麽,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後的,落後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的話,日本“壓制”台灣在其看來也應是正當的。福澤以驅逐、誅殺台灣人民爲手段,以獲得台灣土地並把日本人移民台灣從而最終將台灣“日本化”爲目的的台灣論述,正是其帶有殖民主義特點的文明觀的真實反映。

        二、日本“平定”台灣初期

        11月下旬,日本政府宣告台灣“平定”,但台灣人民並沒有屈服,繼續堅持反殖民鬥爭。對此,福澤指出“該島之征討雖說費了半年時間取得了平定之效果,但平定恰如大風一時吹去,僅乃讓草木低頭罷了,若非讓葉子枯萎,斷絕其根,風吹過之同時肯定會再次擡頭。島民等看我軍隊撤回,兵力薄弱,再次蜂起逞其狂暴,乃野蠻人之常態,不足爲奇”。並且,他再次重申了對待台灣要采取嚴厲措施,稱“試著再三勸告:對抵抗我之島民一個不剩地殲滅,盡其醜類,如土地毫不留情地沒收,必須期待全島掃蕩之功。但以一時之平定認爲乃真實之平定,出征之軍隊大部凱旋,單單只留下守備軍,島內之警察事務由憲兵巡查擔任。還有施政之方針如何?甚至有說法認爲全島劃分爲文明界、半開界、野蠻界三個區域,在文明界執行民政機構,諸規則、法律等一切如形的都可實施,所謂之文明界則會再一次成爲了此次草賊之巢穴。當局者之考慮在兵亂完全平定之後,以純然之文明政法成爲統治島民之方針等,但他等之頑冥不靈乃從最初就乃知道之事,到底非可以以恩安撫之輩。或者其中順從之良民不少,但總之全島可以認爲乃蠻民之巢穴,除了以威統治它並無其他之法”。

        對此,福澤進一步進行了辯解,指出“或者在他等中並非沒有真實順良之種類,然而一舉殲滅,有說法認爲殘酷,但我輩所謂之殲滅並非合並其種類,消滅他。順從我的作爲日本之良民可加以優厚之保護自不用說,單單表面上承認順從的,把它理解爲良民乃大大之錯誤”。並且,“如此次對幾萬亂民之處理,一一查證討論罪行之輕重,事實上難以實行,有犯罪嫌疑的當然按其輕重處分,確實可憐的可以饒恕嚴刑驅逐至境外,以此可以讓醜類絕迹。總之,以戰時之規則進行處分乃重要的。騷亂最終平定之後,說善後之處置如何,其諸規則法律如形實行等所謂文明施政之方針今後一律停止,處理亂民之規則按軍政組織之命令,如他等之犯罪以軍法處置自不用說,與此同時,如關于風俗習慣之法律與內地同樣地執行,毫無假設之處”。

        福澤雖然指出對台灣所謂的“亂民”應以“威”統治,對其他台灣人民實施和日本“相同之法律”,但是由于此前其已經有了將台灣人看作是“頑冥不靈之人”,是所謂的“醜類”,是不能忍受“文明政法之人”的偏見,因此在台灣實施所謂的禁止吸食鴉片等“法律”主要是爲驅逐台灣人民而尋找借口,從而進一步達到將日本人移民台灣,使台灣爲日本的“國家利益”服務的最終目的。

        三、鐵國山抗日時期

        1896年6月10日,日軍混成第二旅團守備隊開始進駐台灣地方。當時,雲林地區大坪頂聚集了抗日人員千余人,爲了誓死抗日,將大坪頂改名爲“鐵國山”,向全島發出檄文,號召台灣人民將日本人驅逐出台灣。16日,日軍一聯隊進入鬥六,“鐵國山”抗日隊伍退入深山。至22日,日軍在雲林進行了血腥屠殺,共燒毀民宅4295戶,殘殺民衆6000人。面對日本的暴行,台灣人民仍頑強地繼續堅持抗日鬥爭。

        7月至8月間不到一個月時間,福澤連續發表5篇文章,就台灣問題發表評論,這些文章充分反映出其對外侵略鼓吹手的本質。

        福澤指出對于台灣的處理必須采取強硬手段。他說,“台灣乃作爲戰勝之結果根據條約而割讓,實際上死人甚多,未避免流血,恰如以兵力征服無疑,即其島民等不僅可以看作敵國之民,進行處分亦無妨,時至今日亦並未完全歸服,甚至動不動擺弄刀槍進行抵抗之情況甚多,到底不可以順民視之。關于治島之方針,我輩從最初就不斷地主張強硬之手段”。並且,福澤還對日本政府的台灣政策提出了批評,指出“各種之商賣事業相同,逐漸地任何人都不能容易地著手。如乘此次騷亂之機,做出大決斷,若未收到征服之實,島民等恰如占據主人之地位,實際之利益被他國人所取得,成爲日本人恰如投自國之金錢給他人納貢之趨勢,不可預計”。

        在7月19日發表的《台灣施政之官吏》一文中,福澤指出了日本占領台灣的最終目的,即“除了國防上之目的外,開拓其土地謀求殖産興業,不外乎以此幫助我國國力之發達”。對于治島的方針要采取強硬措施,他說,“治島之方針以戰勝國之威嚴命令他,讓其在我政令下徹底屈服,若有不順從之輩,給予嚴厲的處分,一步亦不退讓,全島之民甚至皆退至島外亦無妨,要有如此之覺悟,必須斷行強硬之手段”。福澤進一步指出,要實施如此強硬的手段,“首先,治理台灣島之官吏應乃勇斷敢爲之人物,讓其盡職乃重要的”。並且,他還進行了說明,稱“實際之事情在于當局之人物如何,決定島治之大方針之同時,推選其人物,要將有名望、有決斷勇氣之人物置于重要之位置,其下網絡少壯活躍之輩,可讓其肩負重任專門從事”。

        29日,福澤又發表了《可先確定大方針》一文,其明確指出得到台灣“不外乎乃爲了得到其土地,欲向其移內地之民”。他說,“割讓之目的完全在于土地而非人民,若有從最初已經明白,關于島地之處理當局者所見之處只在于土地,如其島民斷不可放在眼中。實際上,要有思想准備得到的乃一個名字稱台灣之無人島,應制定經營之大方針。即由此方針判斷事情之時,百般之事情可迎刃而解。相當容易無絲毫之困難”。對于反抗日本政府當局的,罪狀清楚的要處以嚴刑,受到懷疑的要驅逐到境外並沒收其財産。對“蠻民”不能實行法律。福澤再次提醒台灣當局者,“不要忘了台灣島之割讓不外乎僅乃爲了得到其土地之最初目的,由此一點首先制定大方針,而後百般之處置完全由此方針決定,乃我輩不甚之希望”。

        31日,福澤在《不服從政令的可讓其離開》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台灣經營之大方針僅乃以土地爲目的,島民的有無可不放在眼中,按照所想的實行政令,不能忍受的驅逐至境外,沒收其所有,絲毫不用客氣”。

        8月8日,福澤在《台灣島民之處理甚是容易》一文中,提出了“殺死少數使多數人存活”的主張。他說,“他等之暴動乃因不知日本兵之力量,表現出反抗行迹之輩,一人亦不留,誅殺,可殲滅其醜類。三百萬之島民絕非全乃不逞之徒自不用說,或者有內心偷偷地懷有異心之輩,當其實際目擊感到害怕之時,改過自新成爲順從之民,乃殺死少數使多數存活之手段,如把土匪一人亦不剩地誅殺,只不過乃少數。因此,使全島之島民自己悔悟、革心,其作用應該甚大。所以,我輩主張進行嚴厲地處分”。

        對于日本在台灣實施的政令,福澤指出,“與支那相比,哪個寬大哪個殘酷乃一看便明白之事實,幾乎同無政府一樣之支那被官吏所支配,甚至無生命財産安全之島民等站在日本之政令下,恰如脫離了地獄之苦難進入了極樂之境界,沒有比這再幸福的”。

        福澤認爲日本在台灣,“殺少數乃爲了幫助多數,政法之例行乃爲了保護他等,毋甯說出自寬大仁慈之目的,然而其目的只有在我有充分之勇氣決斷後才能達到”。

        面對台灣民衆的反抗,福澤表現出更加強硬的態度,明確表達了日本割占台灣的目的,即除國防上的目的外,取得土地並“幫助日本國力發達”。同時,福澤還將日本的殖民政策與西方的殖民政策以及清政府的台灣政策相類比,在要求日本政府對台灣采取更強硬的政策的同時,意在使日本的對台殖民政策正當化,這同樣是福澤帶有殖民主義特點的文明觀的體現。

        四、對日本政府台灣政策的評論

        如前所述,福澤在鐵國山抗日時期的對台殖民論中已經對日本的台灣政策提出了批評,並對在台灣就任的日本官吏的人選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此後,福澤在批評日本政府台灣政策的同時,圍繞台灣總督人選等問題展開了論述。

        1897年5月4日,福澤對日本政府的台灣政策表達了不滿,指出,“總之,作爲著手以來之成績應該多少可見,但我輩能聽聞的只有官吏之不滿和土匪之騷亂,此乃所謂新政之新面目,未見值得注目之事”。

        至1897年,台灣已曆經桦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三任總督,從三人的身份來看,都是海陸軍高級將領出身。但是,福澤認爲總督的人選不能僅限于軍人,並且在台灣的統治中軍政與民政應進行區分。他說,“根據今日之官制,規定總督限于海陸軍之大將或中將,這樣可以擔當大任的僅限于軍人,可謂死板至極。新領地之經營不單單乃軍事,殖産、興業、教育、警察、衛生、土木等如此之事甚多,任何一個都關系到永遠之利害,必須有精密周到之考慮。本來讓在如此事情上毫無修養之軍人作爲總督當政,恰如總督之職責完全委托于其部下民政局之工作人員,到底不能達到目的。大概總督之位置限于軍人應該乃爲了將島地置于重要之地位。防衛之事固然重要,但一般之經營更重要。況且軍事上之事乃軍務局之事,委任權限于其局長擔當事務亦無妨。總督絕無只限于軍人之理由,今日組織一變,民政與軍政判然區別,總督之任不局限于身份,廣泛地尋找合適之人物擔任乃重要的。我輩必須說今日之軍人中無如此之人。僅乃主張從島地經營之大體上來看,軍民應該區分”。

        翌日,福澤又對台灣行政改革、總督人選及職責提出意見,稱“改革總督府之組織,區別軍政與民政,總督府不限于軍人,廣泛地尋求適合之人選,委任全權,將治理政績之效果作爲首要,其設施自然甚多,但若依我輩所見,其他暫且不管,首先簡化工作之手續,加強各自之責任感乃重要的”。

        同時,對于台灣守備軍的職責,福澤認爲應擔任防衛台灣的重任,而如今似乎在從事警察的職責,指出“當局者要有大決斷,迅速地整頓行政機構,爲了土匪之輩不應輕易地動用軍隊”。

        27日,對于台灣總督人選,福澤進一步明確了條件,認爲“文明學問之思想作爲第一必要之資格,或者乃甚至沒有接受完全之教育,但毫不缺乏新思想之人員”。如果不是“新思想、新知識之人員”絕對不可,“不可指望重武之軍人,亦不可指望單單以精神氣概自誇之政治老手,我輩認爲關于其人選必須乃特別新流之人物”。

        6月17日,福澤發表《台灣施政之革新》一文,對于台灣政策,福澤指出,“依我輩所見,相信無望對此前之計劃進行大革新。在支配本來曆史不同、語言不同、風俗習慣不同之異鄉人種上,自然需要隨機應變,不能以尋常之規律來判斷。首先擔任其總督者必須給予幾乎無限之權力,在如今之組織中,內地設置拓殖務省,在遠處支配島政之根本,總督必須根據本省之指揮進退”。對于總督的職責,福澤則認爲“首先要提高總督之位置,委以全權,不僅可任意發布法律,而且如財政僅乃制定大體之額度,至于細目乃用于何事、如何使用,任其自由;出入自由,不一定常常居住于台灣”。對于拓殖務省,福澤則認爲應該斷然廢除。他說,“中央設立台灣事務局並設置了數名委員,由內閣監督,管理島地之種種事務,甚至往複于政府與總督間之文書等一切都要經過事務局之手,恰如設置了一個關口掣肘了總督之活動”。因此,“台灣總督府應該作爲獨立之機構,給予總督所有之權力,讓第一流之人物擔當乃眼下燃眉之急,乃政府應決斷之事”。同時,福澤認爲“拓殖務省不外乎僅乃有害之累贅”,“此時斷然廢除才乃上策”,並指出如果日本治理不好台灣的話可能會帶來外國幹涉。

        並且,福澤認爲雖然“台灣之處理只不過乃版圖內之處置,但其關系甚廣,不能忘記對外乃關系到國家榮辱得失之大事”。居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對日本懷有不滿,“眼下之對外形勢甚是不易,或者根據時宜,可能會有放棄在外已經得到之利益之情況”,但“放棄台灣,恰如放棄我國之四國、九州,爲了我國之名譽決不允許,要有如此之覺悟,必須大大地致力于此。無論從何處看,其經營乃眼下之急,一刻亦不容輕視”。福澤還對政府的台灣政策表示非常失望。

        9月7日,在《政府果真做出了決斷嗎》一文中,福澤對于台灣總督人選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說,“拓殖務省之廢除甚是應該,我輩認爲僅乃台灣改革之一種手段。給予總督無上之權力,讓第一流之政治家擔任,改革之目的必須迅速地斷行,今日之當局者絕非不適合之人物,當局者本人有熱心地期待改革成功之決心,但其熱心與否,總之在所謂台灣王之資格上有某些不足之憾,對當局者本人雖說遺憾,但爲了國家毫無辦法,使其讓位,推選第一流之人物”。

        福澤無論是對日本政府台灣政策的批評、建議等,還是對台灣總督人選的不滿,都不外乎是對日本殖民政策的不滿,都是爲日本的“國家利益”而服務。

        縱觀甲午戰爭後福澤的台灣論述,正如台灣學者許介鱗所說,“福澤對台灣的謀略,一言以蔽之,乃在于‘趕盡’‘殺絕’”。從中可見,其一直強調的是“要土地不要人民”,主張對台灣人或驅逐、或屠殺,完全顯示出一副殖民者的凶殘面孔。甲午戰爭後福澤的台灣論述充分揭示了近代日本知識分子所倡導的文明觀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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